承衣缽者，西湖大學

桃李春風，西子湖畔。

（本文全長6800字，閱讀完畢需要10分鐘）

1967年出生的施一公，今年51歲。

48歲出任副校長時，大概不會想到三年后，自己離開清華，做了“前無古人”的西湖大學的校長。

這位教育界的新派掌門人，前半生都和清華連在一起。

清華有很多妙人。

物理軌道有鄧稼先、李政道、錢學森、楊振寧，文學界有季羨林、王國維、錢鐘書、楊絳，近一點的，“段子手界”還有高曉松和李健。

但是清華還有另一位“沒有故事”的妙人。沒有跌宕無起伏的個人經歷，也沒有金岳霖梁思成那種情思故事供后世撰文，梅貽琦的妙處在于，專注。

他做了18年校長，一心想要塑造清華的風骨。在任期間，還建立過中國教育史上絕無僅有的西南聯大，《北平無戰事》中何其滄的原型就是梅貽琦。

西南聯大的成立，是時事無奈下的壯舉。

前無古人，后無來者。

1、無問西東

盧溝橋事變后，平津地區人心惶惶，各大高校也是一片驚慌，南開被炸一事成為了三大高校南下的導火線。一方面，南開一直是抗日救亡運動的中心，另一方面，日軍認為對一個民族的摧毀，除了動用武力毀滅政治、經濟外，更需要精神上的占據。

在文化教育存亡的危急時刻，平津地區高校提出了“教育為民族復興之本”的口號，北大、清華、南開三大校開啟了“中國現代歷史上最為悲壯的知識分子大撤退”，先到長沙、西安，爾后南下昆明。

這個故事，《南渡北歸》一書做了完整的記錄，電影《無問西東》也提供了影像的白描。

三大高校在長沙建了臨時大學后沒多久，就遷往昆明。1938年4月建立了中國教育史上雖然只有8年，卻影響深遠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梅貽琦、張伯苓、蔣夢麟三人共同主持校務。

圖 | 左起依次為張伯苓、梅貽琦、蔣夢麟

遷校耗時68天，知識分子們離鄉背井，走的是從未經歷過的崎嶇山野，在民族危難的時期，精神力量戰勝了艱苦生活。

彼時物資有限，聯大剛成立時各方面壓力都很大。梅貽琦請梁思成、林徽因幫忙設計校舍，但預算實在有限，兩人設計稿一改再改，直接從三層磚木結構被改成了茅草房，為此梁思成忍無可無跑到梅貽琦辦公室拍桌子。

梁思成是出了名的脾氣好，這一舉動也是氣急攻心，梅貽琦只好安慰他要體諒國難時局，并許諾未來要請梁思成在清華園建世界一流的建筑。

沒錢蓋校舍還是小事，住處樓板裂縫天天吃灰也不是大事，遇到下雨天屋頂漏水、鐵皮屋搖晃師生們也漸漸習慣，“跑警報”才是西南聯大的頭等大事。

汪曾祺還特別寫過一篇《跑警報》的小文，說聯大在剛進昆明的頭幾年，經常遇到日軍飛機的轟炸，一有警報大家都往郊外跑，學生筆記里記的上一節課結尾信息都是 “現在已經有空襲警報，我們下課。”

圖 | 云南師范大學校內西南聯大博物館大門

條件再艱苦，也要做學問。除了做學問，還要講管理。

彼時西南聯大實行常委制，除了上述三位校長擔任常委外，常委會主席由三位校長輪流擔任。但實際上，常委會主席一直由梅貽琦擔任。

為什么是梅貽琦，不是其他人？

這三大校中，北大1921年在蔡元培的倡導下，建立了研究所國學門，蔡元培親任所長，章太炎的門生沈兼士任國學門主任，羅振玉、王國維擔任通信導師，一時間成為文化界的焦點所在。而這也直接催生了清華由學校改辦大學，包括建立了國學院，希望重建中國傳統學術的精魂。（當然，王國維后來和北大掰了）

后來清華把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請來擔任“四大導師”，又吸納了一批中西思想交融的學者，重思想講創造，雖然中間歷經波折，但這在無形中奠定了日后清華獨樹一幟的風格。

現在清華的校訓是“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但事實上，清華的個性更像是：自由融合、勇于創造。

“沒有故事”的梅貽琦，脾氣好、有耐心，他最大的優點就是專注且敢于承擔。聯大成立之初，萬物待興，張伯苓對蔣夢麟說你可以代表我，蔣夢麟則說自己全力支持梅的管理，“在聯大，我的不管就是管”，他更愿意把精力放在研究書法和寫自傳《西潮》上。

心無旁騖的梅貽琦，浸著清華的學風，成為了西南聯大最適合的組織與管理者。

面對清華一校份量突出的問題，他采用了“合中有分”的創新體制，沒有把隨校南遷的清華人員都放入聯大編制內。而是像聯大教授吳澤霖提到的那樣：“利用庚子賠款基金撥給清華的經費，在昆明建立了國情普查、農業、航空、無線電、金屬學等研究所（即特種研究所），使清華人員參加了這些機構的工作，減少了清華在聯大的名額，從而使三校在聯大體現了較好的平衡，促進了學校內部的團結。為嗣后八年的順利合作，奠定了初步基礎。”

事實上，三校平衡是真，始有不均也是實，清華在西南聯大中唱主角是不爭的事實。晚年的馮友蘭曾說，“梅貽琦認為聯大的體制好比一個戲班，有一個班底子，聯合大學的班底子是清華，北大、南開派出些名角共同演出”。

清華一校對西南聯大的影響不可謂不大。

梅貽琦本人比較認可通才教育，這種想法他從清華帶到了西南聯大。不僅在聯大大力倡導“通才教育”，還在1941年寫過一篇《大學一解》，提出大學教育要“通專兼顧，但通識為本，專識為末”，這個方針也被清華貫徹到如今。

為此學校派出的基礎課老師可謂是空前的高水準?！吨袊贰肥邱T友蘭教授，《微積分》是楊武之教授，《普通物理》是吳有訓教授，《經濟概論》則是陳岱孫教授，每一個都是中國教育史上響當當的人物。

同時西南聯大規定：文、理、法商、工學院學生4年必須修滿136個學分（約相當于30門課程），其中包括必修課和選修課兩種。一般來說必修課為50學分，選修課為86學分。選修課沒有院系限制，可以選本系，選別系，還可以跨學院選課。

如此這般，清華自“四大導師”時期開啟的自由融合風格，在西南聯大期間配合嚴格的學分制，既給予了學生更多個性展示空間，激發學術興趣，又以全面戰線的姿態培養了一大批知識積累過硬的人才。

西南聯大的校友中，174人在日后被評為院士，其中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27人、中國科學院院士154人、中國工程院院士13人。楊振寧、李振道2人獲得諾貝爾獎；趙九章、鄧稼先等8人獲得兩彈一星功勛獎；葉篤正、吳征鎰等5位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

新中國成立后，很多科學領域對自主研發提出極高的要求，這對于我國當時的政治、經濟發展至關重要。人造衛星、原子彈、氫彈等的成功研發，是民族振興極為重要的一步，它們背后的重要功臣很多來自西南聯大。

同樣是西南聯大畢業的楊振寧說過，“聯大雖然僅存在了8年，但她培養的人才對新中國的貢獻是難以用語言來表達的”。

“內樹學術自由之規模，外來民主堡壘之稱號”，戰事之中西南聯大的成立可謂是中國教育史上最重要的決定，這個“唯一”的大學存在了8年，爾后中國再無此類型的高校，進入了國家普建大學的時代（民辦高校是后期教育發展分支，不作贅述）。

時勢顛簸，教育救國。

圖 | 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

2、策馬蹄疾

距離西南聯大成立，已經過去八十一年了。這一年的十月，有一所新大學成立了。

和梅貽琦的“沒有故事”相比，施一公是一位“很有故事”的男同學。

和西南聯大非常時期三校融合不同的是，西湖大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所由社會力量舉辦、國家重點支持的、非營利性質的研究型大學。

900年前，杭州這個城市是南宋首府臨安，“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杭州是富庶閑游的首選。

如今，杭州是中國互聯網的重鎮所在。國內最重要的互聯網公司、科技公司都聚集在此，并與南京、上海等科技、金融重地形成輻射鏈。

如果說八十一年前西南聯大的成立是時勢使然，是教育力量保存的必然要求，那么今日西湖大學的成立，似乎也是時代給出的必然命題。

三年前，施一公坐在飛往杭州的飛機上去參加一場特別的專家聯誼會。而在這個會上，將有一件重要的事會被討論。

西南聯大之后，中國教育史上有過三次重要的調整。

首先是1952年取消了私立大學，名震一時的圣約翰大學、東吳大學等退出了教育舞臺，高校由國家部委統一管理。

其次就是77年恢復高考后，對原本直屬教育部管轄的高校和另一些歸屬在各個行業部委主管的高校做了一些調整。這次調整后，兼修與專修的大學涇渭分明。

而近年最重要的一次，出現在211工程與985工程出臺時。這次教育戰略的發布，讓“兼修”無形中成為主流。

985工程出臺十年后，中國發展的主場是互聯網。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下，中國是少數經濟發展增長的國家，那一年電子商務和移動支付是閃耀的明星。也在這一年，擅長未雨綢繆的中國人，重新審視自上世紀80年代錢學森等人就提出過的人工智能研究，大刀闊斧進行高新技術、新興科學人才的引入。

草蛇灰線，這無意中成為了中國教育史乃至科技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

這一年坐在前往杭州飛機上的施一公，就是去云棲小鎮和其他六位倡議人一起，在某個人才執委會會議上提出他們的想法——辦大學。

不是普通的民辦大學，也不是申請教育部直轄的新大學，施一公們提出的是，要辦研究型大學。

研究型大學，在美國和歐洲很普遍。

西南聯大走出的楊振寧，就是在世界著名的私立研究型大學普林斯頓進行博士后研究時，和李政道共同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麻省理工、加州理工和斯坦福大學等眾多世界知名高校也都屬于研究型大學。

研究型大學主要以研究教育為主，培養更尖端的人才，而教學型大學就是我們通常意義上所講的本科教育全日制大學。套用梅貽琦校長的話，這就是通才教育與專才教育的區別。

施一公們認為，教育轉折的時候，到了。

八十一年前西南聯大教育救國，為新中國科研發展貢獻了舉足輕重的力量，八十一年后，西湖大學意在教育助國，要把科技發展這面大旗扛下來。

西湖大學參考的對象是加州理工學院和斯坦福大學。前者是《生活大爆炸》里被謝耳朵等人花式贊美的全球科技界久負盛名的研究型大學，學生總數僅2000人左右，卻有73位相關人士曾獲得諾貝爾獎。后者則是硅谷精英們的搖籃，擁有過83位諾貝爾獎、27位圖靈獎獲得者。

而這兩所大學，最為稱道的都是科技領域。虛懷若谷的西湖大學，其用意不明自晰。

在科技領域，基礎研究方面有三個衡量指標，分別是自然指數、研究前沿和高引用研究者，其中自然指數是以論文發布來衡量每個國家基礎研究的實力。2017年自然指數國家排名中，第一位是美國，得分是19579.02；第二是中國，9088.65；第三是德國，4363.57，美國是中國的2倍。

1935年美國在羅斯福政府期間，政府經費開始向科技研發方面傾斜，“曼哈頓工程”是典型代表。冷戰結束后高科技發展一直是美國社會最重要的命題之一，即便在金融危機期間，奧巴馬政府依然加大科技投入，改變移民政策引入高端人才，科技創新成為了當時的戰略目標。

毫不夸張地說，曾經的科技成就了現在的美國。而如今世界科技發展的新戰場，在人工智能領域。

人和技術，是這場博弈的兩大關鍵點。

現在美國很多AI領域的專家正在流向企業，短期內的確實現了商業價值，但這種增量不具備持續性。一流教授的流失，對專業人才的培養，對國家科技實力的儲備是致命的。

新的科技戰場缺人，解決這個問題唯一的辦法，就是自主人才的培養。

去年LinkedIn發布了首份《全球AI領域人才報告》，顯示全球AI領域技術人才數量超過190萬，其中美國超85萬人名列第一，中國超5萬人，位居全球第七。即便如此，全球的人才缺口還是巨大的。

教育之于AI，迫在眉睫。

這兩年，為了解決傳統學分制對人工智能教育的限制，以南京大學為代表的16所院校設立了人工智能學院，另外有71所高校圍繞人工智能領域設置了86個二級學科或交叉學科，從本科階段入手，在基礎層就進行人工智能的專業培養。

八十年前管理西南聯大時，梅貽琦推廣的是通才教育模式，這種教學思路一直延續至今。這也就不難理解，清華擁有中國人工智能領域赫赫有名的“姚班”，卻遲遲沒有為人工智能專業建單獨本科學院的原因了。

今年6月清華成立了人工智能研究院。它和單獨設院的高校不同，走的是交叉路線。既可以和本校其他院系合作，又可以與商業公司聯合研究開發。

教育可以多樣化，教育必須多元化。

但僅僅是這兩種模式不足以承擔當前科技競賽的使命。我們還需要，那些塔尖的人才。

策馬蹄疾，才能不辱使命。

今年10月，國家首個研究型大學西湖大學破繭而出。前六年只致力于培養博士研究生，重點進行前沿科學探索，AI與醫學、理學的交叉研究是重點。

3、歸來渡去

擔任西湖大學校長的，是施一公。

他畢業于清華，曾是清華副校長，也曾說“我的一生做了三件事。成家立業、幫助母校清華大學發展生命學科是其二，籌建西湖大學是第三件事，也是我最想做的一件。”

為什么是施一公來做這個校長？

回到1985年。這一年國家取消了大學畢業生包分配工作的規定，開始扶持新興、邊緣學科的發展，清華大學生物系得以這個時間節點正式復建。復建的第一年，生物系首次對外招收本科生，施一公成為了復建后的第一批本科生。

大三那年，施一公發生了一件大事。未能籌集到五百塊醫療費，讓遭遇車禍的父親延誤救治而去世了，他對自己正在做的生物研究產生了懷疑，轉而簽了一份去香港從商的合同。

臨行前的一晚，他放棄了，轉而加入了留學大軍。

90年代是大洋彼岸科技繁榮的開始，成立僅15個月的網景在美上市，隨后亞馬遜、雅虎、ebay紛紛開始IPO。中國的互聯網也蠢蠢欲動，為了建中關村電子市場，把馬路兩旁的大樹全都砍掉以便拓寬道路。（不過沒有拓到位，今天的中關村牢牢霸據北京十大堵點之位。）

遠在美國的施一公結束了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學業，前往普林斯頓大學開始進行學術研究。九年間他從普林斯頓大學的助教做到了終身教授，經常和蒲慕明、王曉東、饒毅一起討論國內的科研發展，但是“回國”并沒有提上施一公的日程。

同一時間普林斯頓的姚期智正在向自己的學生告別，“我要回中國了，permanently（永遠地）。”

二十幾年前，美國是科研人員深造的首選。無論是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楊振寧，還是摘得圖靈獎的姚期智，選擇的都是全球知名的研究型大學。施一公讀博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也是美國自1876年以來的第一所研究型大學，這類大學代表的是科學研究的頂端。

2006年施一公回國參加生物物理學年會，時任黨委書記的陳希問他，現在清華醫學院和生物系急需人才，你能不能全職回清華工作？

這一次，施一公斬釘截鐵地回復：可以。

這位西湖大學的新校長曾經認為，科學家分為兩種，一種是完全專心致力于學術，信仰學術，在學術上做得非常好、非常深；第二類是社會責任感更大一些。他說自己就是第二類人，回清華最想做的是育人。

“育人”二字談何容易，深受國外學術熏陶的施一公的行事作風，也引來了不少質疑。

外界對施一公的評價褒貶不一，有人很崇拜，認為他專業領域建樹非常，也有人批評其言行不一、研究價值低、學院管理能力不行。

多年前施一公最好的博士生想要轉行做金融，原因在于學生認為生命科學這樣的冷門學科很難找工作，難掙錢。針對這個事他在某次演講中就直接批評，研究型大學從來不以就業為導向，從來不該在大學里談就業。就業只是一個出口，大學辦好了自然會就業，怎么能以就業為目的來辦大學。

這話說的沒錯。

學術價值應該是獨立的，不應該受到外界環境干擾，不管是社會環境還是經濟環境。時勢顛簸中西南聯大依然培養了那么多人才，就是最好的證明。然而現實是，受各方面影響，近二十年學科與就業確實彼此制衡，就業前景好、有鐵飯碗可能的專業在填報高考志愿時尤為受歡迎。

學校壓力比學生大，這更是事實。

解決這個矛盾有一個辦法：提升研究型專業的價值，建立成熟的價值轉化模型。

內有人才流失的風險，外有科技發展的使命，總共只有“育人”這一板斧，施一公選擇了建大學，建中國首個的研究型大學。

梅貽琦曾說過，“大學之大，不在大樓之大，而在大師之大。”

施一公、陳十一、潘建偉、饒毅、錢穎一、張輝、王堅，七位倡議人都是各自領域的大拿，他們要招攬的也必然是不容小覷的人物。

其中，理學院執行院長是曾任布蘭迪大學化學系主任的鄧力，副校長許田則是前耶魯大學遺傳學系副主任。68位科學家，139位博士生都被西湖大學收入囊中。同時西湖大學還將招聘300名實驗室領軍人，也就是我們所說的PI（principal investigator），它們會給予PI足夠的信任和自主性，怎么招人、花錢都直接按照科研需求展開。

一句話，要“任性、自由”地做頂尖的科研。

當年有人問沈從文，為什么西南聯大在艱苦的環境中培養出的人才超過了戰前北大、清華、南開30年出的人才的總和？

沈從文回答了兩字：自由。“如云如海如山，自然自由自在”。

不以就業為辦學目的、最想做的事是育人，這樣的施一公，也許不是他選擇了西湖，而是西湖選擇了他。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當年清華三巨頭之一陳寅恪的治學原則，他是梅貽琦力排眾議請到清華的。這個原則不單為梅校長認可，還將此融入到了西南聯大的治學中。

它是育人的原則，亦是做學問的準則。

按照施一公的要求，新生兒西湖大學“要做原創、有實際影響力的研究。如果只是隨波逐浪，跟隨熱點研究，即使發了很多（高影響因子的）文章，也并不是西湖大學需要的。”

科技之路，終歸是人才之路。

八十一年前教育救國，八十一年后，愿更多的西湖大學教育助國。

承衣缽者，不該只有西湖。

（剛剛過去的11月1日是西南聯合大學81周年紀念日，謹以此文獻給在時代中閃耀、激勵后世的教育者、科研者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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